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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桂林|谈谈吴作人先生

胡桂林|谈谈吴作人先生 吴作人先生造诣高,名望重,海内外知名,他的经历和成就,用不着再多说。作为一位体制内老画家,又长期担任美术界领导人,他既有别于同时代的那些名家大师,更与新时期的新“大师”不同。艺术、学术的不同,这些都太专业,我没资格谈。只说我对吴作人先生的所知、所见、所感。这些其他方面的不同,也许更重要吧。

改革开放前,在以阶级斗争为纲、政治挂帅的社会语境里,体制内画家大都紧跟形势,图解政治。常见的画题无非是讴歌颂圣,如竞相画革命胜迹图、领袖诗意图等。而吴作人先生的笔下,却多是没有阶级性,且充满生活趣味的熊猫、金鱼、骆驼等形象,在以红、光、亮为主色调的图式下,就显得很另类了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他画的熊猫形象,还两次登上邮票这枚国家名片,深受海内外欢迎,在充满革命题材的新中国邮票史上,也是很罕见的。

吴作人《池趣》,1984年

吴作人《任重致远》,1960年

时间更早些,建国初期,知识分子 “脱裤子,割尾巴”,被要求思想改造。张中行回忆说,那个时候,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,朋友都要少来往,最好不来往。吴作人却恰恰相反,他在水磨胡同自己的私宅,搞类似旧时代“雅集”的晚画会,邀请同人朋友来画画谈艺,当然还要谈些别的,“女主人萧淑芳会早早地备好小吃水果,地方特产,忙着端茶倒水,穿梭往复,应接不暇,画室里洋溢着温馨的家的感觉”。虽说画家群体离漩涡远一些,但最终吴作人还是自己倒贴钱,戴了顶“裴多菲俱乐部”的帽子。这在新中国画家群里,也是绝无仅有的吧。

吴作人萧淑芳,1948年

五十年后,早已风停雨霁。中央美术学院办了一场很特别的展览,名叫“十张纸斋(1953-1957)——中国现代艺术史的个案”,揭开了这个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往事。据前言介绍,“十张纸斋”,实际上指的是水磨胡同晚画会,“1953年11月,在画家李宗津建议下,吴作人夫妇将地处水磨胡同49号的自家住宅的后院客厅,开辟为供美院教师练笔作画的场所,每周四、周五的晚上,诸多艺术家齐聚于此,进行艺术创作和学术交流活动。经常参加晚画会的有吴作人、萧淑芳、艾中信、李宗津、王式廓、董希文、戴泽、李斛、冯法祀、靳之林,此外,艾青、韦启美、黄永玉、蒋兆和、陈晓南、吕斯百、关山月、黎冰鸿、靳尚谊等。晚画会持续时间长,参加人数多,内容丰富”。吴作人说:“我们都是画画的,平时忙于教学和开会,业余生活别无他求,不过就是想多抽出些时间动动笔。我们来点国画,一张不行,两张,再不行三张,每次我准备糟蹋十张纸。”“十张纸斋”由此得名。

据说,晚画会当时就有一定的影响,连邓拓等人也曾参加过,《北京日报》也报道过此事。晚画会最终止于1957年,原因用不着说,大家都清楚。直到“文革”时期,吴作人先生还为此受到批判,真是说不清、道不明。潘公凯说:“展览不仅是一次文化记录,也把我们带回到了师长们的岁月和情怀之中,溯本求源,让我们思念前贤,心情难平。”现在看,已经是一段现代艺林掌故了。 

古人说,“贤者识其大者,不贤者识其小者”。再说几件吴作人先生不为人看重的小事。其实,小事并不小,更可感知老辈风范。吴先生的大半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,失去水磨胡同住所后,他晚年居住京西花园村华侨公寓,一处老旧小区。这里应该是他一生中,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。后来,落实政策了,盛名之下,他出任院长、主席,也没有离开这里。这往大里说,是思想境界高,不看重物质享受;往小处讲,是佛家的“三宿桑下,难免生情”。

在吴作人先生住处,公交车有“老虎庙”一站,近邻是劳动关系学院(原全总干校)。学院内一丛松林里,卧有一尊石虎,据说这就是老虎庙的遗存。旁边有新建的碑亭,碑上 “啸风林”三个大字,是吴先生亲笔手书,碑文也是他写的:

西郊多山,亦多古刹,昔丛林间有虎出没,为佑香客平安,乃于出城去西山要道立虎庙以祓禳。庙已早倾圮,石虎亦久埋没,然此处仍沿称老虎庙。建国以后五十年代,始兴楼舍,全国总工会创干校于此,石虎出土,虎头虽有漶蚀,然其造型古朴简练,神雄气厚,非近世剔透之作,殊可珍贵,今为工运学院保护妥陈,是古文物之幸。一九八八年一月作人题于花园村并志。

老虎庙石虎遗存

吴作人题“啸风林”


吴作人题碑文

碑文言短意远,足见这位画坛大师深厚的学养,如果没有他对古都文化的热爱,也是写不出来的。

大约是1990年吧,吴作人先生因为什么事,到中国画研究院来小住几天。我因参与接待工作,有幸与大师有数日之缘。研究院搬迁到白塔庵新址后,这是吴先生第一次到研究院来住,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吧。因为形势的变化,此时的研究院,已经不是藻鉴堂时期的研究院了,辉煌过去,一片沉寂。

吴先生是中国画研究院的建院元老,当年他与其他几位先生设想的研究院,不是办成又一个北京画院,而是要像一处类似水磨胡同时期“晚画会”那样的地方,铁打的营盘,流水的兵。当年研究院初办时期,不养吃财政饭的专业画家,都是工作人员,像李可染、黄胄等院领导在研究院也没编制。研究院定期邀请全国知名画家,来院创作、研究、交流。成果有目共睹,无偿为国家留下了一批精品力作,至今还享誉美术界。语曰时移则事异,到八十年代中期,商品经济大潮下,一切向钱看,没有名和利,画家谁还愿意来无私奉献呢,中国画研究院的沉寂也是必然的。进入新世纪,研究院已经同各地官办画院一样,以吃财政饭的体制内画家为主了,字号也变为中国国家画院。是耶非耶,这是后话,不说了。

改革开放后,书画市场同资本联姻,画价炒上了天,体制内画家,成为最大的受益者。万般皆下品,唯有画画高,一墙之内两重天。新时期的新“大师”,手中再握有权力,有钱更有势。别的先不说,日常的接人待物态度上,他们面无表情,摆谱端架子。迎面碰到(当然是普通工作人员),他们往往冷眼斜视而过,视人如无物。对这样的“大师”,我都是退避三舍,敬而远之。不佞混迹画院三十多年,对此感触尤深。回想吴作人、李可染等老一辈大师,总是感到他们温厚的待人态度,古风可人。这除了天性外,我想也是修养学识厚重起的作用大,老一辈艺术家因为见得多,见得深,见得明,所以知道人品第一,能够领悟应该以恕道待人。

吴作人先生住处离研究院很近,对这一带都很熟悉。鄙人末学浅识,对老北京文化素有兴趣,很乐闻故老典实,能亲聆吴作人先生讲一些掌故逸闻,自是缘分匪浅。中国国家画院现址,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在白塔庵故址上建成的。院内仅存的白塔庵古塔,见证了这一带的沧桑兴衰。在画院附近,还有一些古老的地名,如花园村、老虎庙、昌运宫和三虎桥等。每一个地名,都有一段传奇的故事,历史悠久,令人遐想。中国画研究院筹备之初,在备选的院址中,白塔庵院址就是吴作人先生推荐的。他说,当年这座古塔已经很残破,塔身开裂,基座崩塌,杂草丛生。因不忍见其荒弃,所以提议新研究院建在这里。最终吴先生的愿望得以实现,古白塔庵塔获得了很好的保护,如今已成为国家画院标志性景观,这又是一段珍贵的现代艺林掌故。关于白塔庵塔的历史,我曾写有专文,这里就不再多说了。

记得吴作人先生从白塔庵,还牵连说到周边的昌运宫、三虎桥的掌故逸闻。明人笔记《宛署杂记》中就已有“三虎桥”的记载,可谓历史悠久。清乾隆年的《日下旧闻考》说“神虎桥,三虎今尚存”,神虎桥即三虎桥。清代大诗人查慎行有《三虎桥》诗,讲述了风雨交加之夜过三虎桥的惊心动魄,和神虎的威猛。古人造桥,讲究些的多在护栏板的两头,各设置一对石兽,起支撑栏板和装饰作用。常用有石狮、石象、石虎等为吉祥物。这三虎桥上原有四只石虎,不知何时遗失一只,于是就有了“一天夜里,一只神虎到处游玩,未曾归位”的传说。只可惜,这座十足古董级的古桥,经历了五百多年风雨,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扩建紫竹院路时,因为古桥不中用了,被拆毁换了新的。只留下“三虎桥”地名,供人凭吊。吴作人先生是这一带的老住户,他是亲眼见过这座古桥的。记得在说到三虎桥那个跑丢神虎的传说时,他还开玩笑说,那只老虎没跑多远,现在还蹲在全总干校里,不信你去看看。人们都说吴作人先生出语幽默,于此可见一斑。

吴作人先生晚年久居的花园村,这也是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地名了。据说早在元代,这里曾有一座私家园林,明末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,“出阜成门南十里,花园村,古花园,其后村,今平畴也”。新中国建立后,才改变这里平畴郊野的景色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这里先后建起了全总干校和华侨公寓。谈到华侨公寓,也有一段掌故值得说说,五十年代末,为把华侨手中的外汇吸引到国内来消费,根据内外有别的政策,首先在上海建造一处对外销售的“华侨公寓”,当时被称为“新中国第一所外汇公寓”。 1962年,北京也照搬上海经验,在西郊花园村建造华侨公寓,面向华侨销售,有人称这是北京最早的商品住宅小区。当年这里远离市廛,环境幽静。“文革”时期,吴作人先生在水磨胡同的私宅,连同十张纸斋被没收充公,人下放干校学习。1972年,据说是在周总理亲自过问下,吴先生回京为国画画,全家也由组织安排住进华侨公寓,从此在花园村度过了他的后半生,也为花园村古地名,续写了新的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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